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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学思践悟】纪严于法 纪在法前 纪法分开
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，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规治党。党章规定“自觉遵守党的纪律，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”就是党员的义务。修订党纪处分条例，必须突出政党特征、党纪特色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的前面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
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古今中外，任何一个组织的内部章程和规则都比国家法律要严格。别说是一个执政党，就是一个幼儿学校都有校规，公司和社团也都有自己的章程，而在这些内部规则里，绝不会写上不许偷窃、不许抢劫等法律已禁止的行为。学校校规、协会章程比法律更严苛，体现着其组织化制度化程度。很多人都觉得国家标准高于企业标准，实际上“国标”是必须遵守的底线，是强制标准，而企业标准必须要高于“国标”，否则就不会创新。政治组织、社会团体、公司企业的章程、规则，包括普通学校的校规，肯定都是严于国家法律。
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。治国必先治党、治党务必从严。党的先锋队性质和执政地位，决定了党的纪律必然严于国法，而不能等于国法。国家法律是公民的底线，党的纪律是党员的底线，两者不是一个概念、不能混同。如果纪法不分，把公民都不能破的法律底线写到执政党的纪律里，党的各级组织、党员都退守到法律底线上，就降低了党员的行为标准，弱化了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先进性。在实践中，也会导致法在纪前，把违纪当成“小节”，党员不违法就没人管、不追究，造成“要么是好同志、要么是阶下囚”。
坚持纪严于法、纪在法前，实现纪法分开，与全面从严治党、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完全吻合，是思想认识的一次飞跃，是管党治党的理念创新。修订党纪处分条例坚持问题导向，从最应该修改、最具备条件、也最具共识的方面入手，重点解决长期以来党规党纪中“纪法混淆”这一突出问题，去除了原来条例中与刑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70多条内容，凡国家法律已经规定的就不再重复规定。同时梳理整合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中的纪律要求，分为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生活纪律6类，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“负面清单”，体现了对党员的高标准、严要求。
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，绝不意味着党员可以不守法，恰恰相反，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，党员遵守法律就是题中之义。党纪处分条例重申党章中党员要模范守法的要求，并设专章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作出规定，从而实现了党纪与国法的有机衔接。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使命、受到严格组织约束的公民，入了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，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、组织上讲服从、行动上讲纪律。党员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，群众守法就行了，党员光守法不行，还得守纪，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来说更是如此。
党的纪律保证理想信念宗旨、体现优良传统作风、保障路线方针政策。坚持纪在法前，比“法在纪前”难度大得多、要求高得多。从“法言法语”到“纪言纪语”，不仅是语境的变化，更是内涵的深化。能不能把纪律挺在前面，反映的是党性强不强、有没有责任担当。只要有坚定的党性立场，办法就比困难多。各级党组织要克服思维惯性和能力不足的危险，敢于执纪、善于执纪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，用“六项纪律”去衡量党员的行为，使广大党员敬畏纪律、遵守纪律，践行高标准，决不越雷池一步。
（来源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）
【读故事学条例】党员不可违反民主集中制、擅作决定
【条例】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六十三条规定：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，或者违反议事规则，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，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
【故事】
有一句话叫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。上学时候学这典故之前笔者还挺纳闷，不许百姓点灯也就罢了，这州官他放火图什么啊？这他自己放的火他还得自己掏钱请消防队，就算火灭了皇上肯定不能夸他。其实这故事它是怎么来的呢？说北宋的时候有位州官，就是太守，名叫田登，登山的登。但是这位田太守他有一个毛病，大文学家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里记载了，说“田登作郡，自讳其名，触者必怒，吏卒多被榜笞”。意思就是田登田太守规定，他自己这名字得避讳。你说人家皇上有名讳，朱元璋当过和尚，忌讳人说头发的发。这田登自尊心也挺强，他也玩这个，谁说了登这个音他跟谁急，手底下的人不小心说了登字，他拿板子抽人家。那怎办呢？你说动词倒好代替，登山咱说爬山，登记咱说备案就完了。可是名词怎么弄啊？天黑了点灯，怎么替，它本来叫灯。田太守一想也是，不能不许太阳落山啊？他还真有办法，在他这个州，灯还是灯，但是它不许叫灯了，改叫火。“举州皆谓灯为火”。老百姓一看，得，火就火吧，反正那会也本身也是拿火照明，别说顺嘴了挨顿打就得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可闹了大笑话了，上元节，就是正月十五。正月十五闹花灯，灯节不让人说灯，就跟吃饭不许人提饭一样，不是成心吗。于是乎，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：上元放灯，吏人遂书榜揭于市，衙门在大街上贴布告，写着：本州依照惯例，放火三日。这么一个州官放火，其实不是把他们县城给点了，就是点灯的意思。但是田登这个不顾群众权益，大搞长官意识、搞一言堂的干部形象算是遗臭万年了。
故事讲完。我们再来看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六十三条：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，或者违反议事规则，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所以如果今天有党员领导干部像田登那样，还别说做那种荒唐的决定，它做的就算是个无害的决定，但只要违反了议事规则，我官大所以我一人说了算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了，那对不起，白纸黑字写着，情节严重的可能撤销党内职务，您也甭官大了。重大事项要决定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在这咱们复习一下党章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酿、会议决定的原则，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，作出决定。
（来源：央广网中国之声《新闻纵横》听故事学条例）
【“四风”监督哨】“养命钱”挪作他用碰“红线”支书受惩
“胆大、糊涂！”提起村党支部原书记胥文斗截留挪用群众低保金，最终丢了自己的党籍和职务一事，四川省盐亭县金孔镇中山村的很多群众都这样评价他。
事情还得从一封举报信说起。
“村里的低保有问题！”——2015年3月，盐亭县纪委收到一条有关胥文斗违纪问题线索的举报。县纪委当即组织调查组对线索进行核实，进而揭开了他在低保金分配上的违纪违规事实。
经查，在2013年的一次村党支部会议上，胥文斗提议不经过民主评议与公示，改变低保金的正常申请和发放程序，把全村所有用于领取低保金的“一折通”集中起来，统一领取、统一开销、统一分配。
从2013年7月至2015年3月，胥文斗将全村40多个低保对象的低保金近8.7万元截留挪用，其中2.5万余元用于报销生活费、购买烟酒、发放村干部“务工费”以及支付村里难以“消化”的账目；余下的近6.2万元再按胥文斗本人敲定的名单，以每人每季度70元、80元和120元不等的额度，“二次分配”给包括其亲友、关系户和困难群众在内的82人。
最终，盐亭县纪委决定给予胥文斗开除党籍处分。同时，在该村进行了低保金专项清理整改，追缴了被截留挪用的低保金，落实了困难群众的低保政策。
“还是要守纪律、讲规矩，我的行为直接侵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，真是不应该……”胥文斗现在明白过来，悔之晚矣。
【执纪者说】
农村低保金是困难群众的“养命钱”，但作为村班子“领头羊”的村党支部书记，不能带头落实好党的民生政策，反而上下其手、截留挪用，触碰纪律“红线”。对于群众身边的“四风”和腐败问题，纪检监察机关要严厉追责。同时告诫党员干部，务必牢记宗旨，有行有止，切不可损害群众利益。——盐亭县纪委 韩忠明
（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）
【清风文苑】明德:立身之本
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有一个学生，一天出游回来，兴冲冲地说：“老师，今天我看见一件奇怪的事情。”王阳明问是什么事，学生说：“我看见满街都是圣人。”王阳明回答道：“这只不过是平常事，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。”
学生觉得满街都是圣人，王阳明竟然觉得这不奇怪，认为再平常不过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王阳明看来，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，我们的内心都有和圣人一样的东西。这个和圣人一样的东西，如果从《大学》来看，就是“明德”，它是我们本有的光辉灿烂的德性，是人心固有的善性，更是每个人内心不可磨灭的光明的种子。
《大学》里提出的“三纲领”以“明明德”为首，在宋代理学家朱熹看来，“明明德”对应着“八条目”里的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五项，也就是说，《大学》讲的和自我修养有关的事项都属于“明明德”。在宋明理学家看来，明德不明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就不可能。作为立身之本，“明明德”的地位可见一斑。
回到王阳明，既然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，那么我们到底和圣人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该如何做，最后才可能成为圣人呢？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时，王阳明关于“成色和斤两”的说法颇可借鉴。按照王阳明所讲，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块矿石，这块矿石不是别的，是金矿矿石，“明德”正是矿石里的“金”。金子本来是光明灿烂的，却容易被杂质遮蔽光辉。这杂质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被外物引诱可能产生的私欲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，就是不断打磨内心的矿石，去除杂质，让它变成纯金，重新闪耀光辉。对这块矿石打磨锻炼的过程就是“明明德”的过程。可能有些人最后打磨出来有一斤黄金，有些人只有一克，但只要是纯金，它们的成色和价值都是一样的，金子本来的光辉也是遮掩不住的。
如果我们不去打磨锻炼，那些遮蔽金子光辉的私欲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可能就会被私欲牵着走，做出一些不恰当的举动。1839年，林则徐针对世风日下的时弊，写下《十无益格言》，其中讲到的存心善、孝父母、和兄弟等内容，是我们内心本有的道德感，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些，只是一味地求神拜佛，只讲求谋取利益，于人于己终究无益，吃再多的补药，也抵不过欲望放纵带来的损伤。
如果林则徐所讲的仅仅侧重于个人层面，我们还可以从“明德”与“才能”的角度，进一步去看“明明德”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讲：“德胜才，谓之君子，才胜德，谓之小人。”一个人可能很有才华，但如若没有德，那么在司马光看来就是“小人”。司马光眼中的“小人”往往只讲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其他，最终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。
“明德”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，是才能的统帅。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”仅有才能没有德行是完全不够的，个人只有让自己的德行作“主脑”，才能正确地发挥才干，裨益于国家和社会。1939年，刘少奇发表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文，也正是强调党员要在思想意识层面进行修养，严格约束自己。新形势下强调以德治党，就蕴含着对这些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。
(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杂志)
